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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连同随迁家属，因这批复转军人而直接、间接新增的城镇人口，实际已逼近五十万关口。

    最关键的是，这批人员的安置是带着政策和待遇承诺的政治任务。

    他们的商品粮供应、工作编制、干部住房、家属就业、子女入学等需求，具有最强的刚性和最高的优先级别，必须在短时间内兑现。

    这相当于在原本脆弱的城镇资源体系上，强行并快速加载了一个庞大且标准不低的新系统。

    其对粮食、财政、住房和公共服务的挤占效应，远远超过了单纯人口数字的比例，构成了我们目前统筹粮政时无法回避的‘硬核’压力。

    还有，随着‘一五’计划展开，从各大城市支援来的技术工人和干部家属，也在持续增加。

    这批同志是建设骨干，待遇要保障，他们的粮食关系都是要转入市镇定量体系。”

    “最后，是一个容易被忽略但消耗巨大的‘准计划外’项目苏北治碱二期工程。”

    “陈书记亲自抓的这个工程，现在高峰期动员乡亲们超过几十万人。

    虽然工程指挥部努力实行‘民工自带口粮+工程补助’的办法，但大量精壮劳力集中高强度劳动，粮食消耗远超平常。

    这部分粮食，虽然不完全走市镇定量，但需要从全省粮食大盘子里额外划出一大块来调配，实质上挤占了其他方面的供应弹性。”

    “总而言之，亚军省长说的是‘城镇需求刚性增长’，我这里看到的是 ‘多个刚性需求源在同时、同向挤压有限的粮食供应，而我们的吸收和缓冲能力正在被快速消耗’。

    执行定量供应，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克服，但如何在这种紧绷的弦上实现平稳过渡，避免引发局部社会问题，才是真正的考验。”

    王复礼的补充汇报，将宏观政策与微观、历史的复杂现实勾连起来，局面显得更加严峻和具体。

    所有人的目光，再次聚焦到陈朝阳身上。

    陈朝阳一直没有打断汇报，只是静静地听着，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这份《暂行办法》上轻轻敲击。

    待王复礼补充完毕，他才抬起头，

    “亚军省长、复礼同志汇报的情况，都很重要。

    问题摆出来了，办法就要跟上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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